數學高手與中專生的強烈反差，讓姜萍近日成為了輿論場的“網紅”。公眾在關注她所取得的成績之余，也在不斷追問：未來像姜萍這樣的“偏才”和“怪才”應該何去何從？

“建議我國對拔尖人才的遴選從群體篩查向個體選拔過渡，對拔尖創新人才進行更為精確的鑒別和篩選。”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長聘副教授、博士生導師閻琨采訪時表示。

閻琨

閻琨是拔尖人才培養領域的權威專家，畢業于美國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獲政策分析和管理學博士；曾就職于美國知名智庫Goldwater Institute；2023年和2024年連續入選愛思唯爾（Elsevier）“中國高被引學者”。她的主要研究方向為宏觀和微觀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拔尖人才培養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其研究成果多次獲得中央和省部級領導批示，為拔尖人才選育的國家標準的制定和研究提供重要決策參考。

談及拔尖人才的培養模式，閻琨及其研究團隊在《構建中國拔尖人才培養體系：現狀、方向和路徑》的論文中指出，拔尖人才培養中人本主義的教育邏輯有待加強。為了將學生的天賦轉化為能夠直接為經濟發展服務的特定學科領域的能力，有些拔尖人才培養項目沒有按照以學生為中心的理念設計制度，而是基于成功導向，以期使用最有助于快速集中培養人才的方式進行頂層設計。這種拔尖人才培養模式可被稱為“攻關式”，即根據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批量選拔和產出相應的人才。

閻琨的研究團隊進一步闡述，然而，教育的對象是鮮活且千差萬別的人。理想的拔尖人才教育應當將有天賦個體的先天稟賦充分激發出來，幫助他們為取得未來的成功做好準備。“攻關式”人才培養顯然與此相悖且存在明顯風險，一方面，教育的特殊性從根本上決定了其是不可全盤計劃之事；另一方面，因為其在人才的選拔上主要采用一刀切的方法，分割標準是依據當下的、即時的靜態狀態，而不是動態的、發展的潛質，前者側重于“掐尖”，而后者側重于“培育”和“增值”。因此，一些原本通過恰適的教育能夠激發出潛力的拔尖人才被排除在了拔尖項目之外，而另一些受利益驅動或當下學業績優者可能被選拔進入拔尖項目，造成優質稀缺資源的浪費。

上述研究發現，從拔尖人才教育發展的經驗看，成熟的拔尖人才培養體系應當與政策法規、理論研究和學校實踐相互促進。以美國為例，從20世紀開始，大批教育研究者自發對拔尖人才開展持續的研究，建立了一套科學而完善的拔尖人才鑒別和選拔方法，抽象出完整的拔尖人才培養模型，并在不同國別情境中被廣泛采用；形成了包括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天才少年中心、杜克大學人才識別計劃、西北大學人才發展中心和丹佛大學落基山人才搜索為中心的拔尖人才選拔培養組織，為拔尖人才提供個性化的鑒別和培養服務的同時，開展理論研究和跟蹤調查。

針對“偏才”和“怪才”未來的培養路徑，閻琨向澎湃新聞講述了自己的看法，以下是對話內容：

澎湃新聞：您怎么看待像姜萍這類“偏才”和“怪才”？

閻琨：對于“偏才”和“怪才”，建議相關專業領域內專家對其進行專業評估和測量，不要錯失任何有潛力的人才，讓他們找到一個適配的學習環境，使其專長得以充分發揮。

澎湃新聞：對于這樣的特殊人才，目前國內有沒有相對應的破格錄取政策？

閻琨：目前除了一些高校如清華大學求真書院對于數學超常學生和一些“少年班”，采用特殊招生政策之外，大部分國內的選拔都以高考成績或者競賽成績作為錄取主要選拔指標。

針對特殊人才，建議我國對拔尖人才的遴選從群體篩查向個體選拔過渡。群體篩查，其重點是對候選人進行一般性調查，初步搜集潛在培養對象的智力因素和個體非認知特質相關信息。群體篩查階段設置的標準相對寬松。而個體選拔，采用標準化工具，對拔尖創新人才進行更為精確的鑒別和篩選。對于“偏才”和“怪才”，應該重點在群體篩查后的個體甄別和選拔。

澎湃新聞：國外高校有哪些吸納特殊人才的做法值得我們借鑒？

閻琨：英國國家資優青年學院在9歲、13歲和18歲三個階段設立超常生國際水平測試。法國2019年發布《高潛力學生入學指南》規定從幼兒園起對有拔尖創新潛質的學生進行日常鑒別；這些國家對于拔尖人才的日常鑒別和貫通式培養做法值得我們借鑒，當前我國拔尖創新人才選拔集中在高中、大學銜接階段，這意味著大部分學生在基礎階段接受無差別教育，并且中高考綜合性的考核標準可能篩選掉部分“偏才”“怪才”。

澎湃新聞：國內應該如何完善人才選拔機制和頂尖人才培養模式？

閻琨：我國應當構建國家-地方-學校三級聯動、基礎教育-高等教育兩級貫通的網格化拔尖創新人才選拔體系，將拔尖創新人才甄別和選拔下沉到基礎教育學段，每個學校作為一個網格納入整體的拔尖創新人才選拔體系中，實現拔尖創新人才早期甄別覆蓋每個原子化的個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