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椒”生存之困：學歷資本貶值，上岸難上加難
發布時間：2024-05-31 20:51:52
2012年，一本講述大學青年教師生存現狀的書籍《工蜂》出版，披露了這個自帶光環、社會地位較高的群體的另一面——背景光鮮的高學歷人才，三十歲左右才踏入大學任教，處在高教體系的最底層，身上背負著科研、教學、收入“三座大山”，在本該成家立業、養家糊口的年紀，卻不得不應對壓力大、積蓄少、收入低的現實窘境，艱難心酸。
如今十多年過去了，“青椒”（大學青年教師）的生存環境又多了幾分變數：從預聘轉長聘的“非升即走”制度全面推行，高學歷人才培養規模持續擴大，房價較十年前大幅上漲等等。
學歷資本在階層晉升中貶值越來越快，在高校教師這個群體里尤為明顯。正如《工蜂》第二篇的開卷語所言：“在這個名為知識經濟的時代，知識卻不再是價值的尺度，而僅是價值的工具。”
高校青年教師正陷入一種群體焦慮，比他們早幾年進高校的老師考核是一套標準，等到了自己這一批，發現標準提高了不少。即便爭取到了機會拿到“入場券”，當了“青椒”，也不敢放松，身邊的人越“卷”，成果越多，自己好像永遠都在追趕不斷變化的標準線。
好比一群人在游泳，大家游得越來越快，然而“上岸”的要求逐年提高，要是一個“浪”拍過來，離岸邊又遠了，努力白費了。在“非升即走”的考核下，部分人在35歲左右的年紀走向了失業和再就業。有的人換了高校，逆向而行，人往低處走；有的人干脆轉行，換一條賽道。
近日，南京林業大學一位青年教師首聘期不合格后自殺離世的事件，引起了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彭國翔的關注。他呼吁，有無項目不應作為高校教師業績考評硬性標準，應推動制度加以改善。
為此，澎湃新聞進一步對話彭國翔教授，探討大學青年教師面臨的晉升壓力、職業安全感與心理健康等問題。
澎湃新聞：2012年，一本講述大學青年老師生存實錄的書《工蜂》出版，引起較大反響，書中指出青年教師工作繁忙，報酬微薄，處在高教體系的最底層，面臨著多重的壓力，包括科研、教學、收入、職稱等，學歷資本在階層晉升中大大貶值。如今十多年過去了，青年教師這個群體的生存環境發生了哪些改變？
彭國翔：對于這個問題，我沒有做過專門的調研，缺乏可靠的數據對這十多年的變化做出某種判斷。因此，如果一定要問我這個問題，我只能根據我自己有限的經驗來回答。“有限的經驗”有兩層涵義：其一，是指我所能接觸到的青年教師在數量和學科分布上是有限的。大體而言，我所能接觸到的青年教師基本限于人文社科領域；其二，我的觀察也很難沒有我個人的主觀性。因此，對于你所提的第一個問題，即“十多年來青年教師這個群體的生存環境發生了哪些改變？”我只能做出如下的回答。
首先，這十多年來整個社會環境的變化，包括各種政策的變化以及政策變化所導致的各方面的變化，是決定青年教師這個群體十多年來生存環境變化的最重要和基本的因素。換言之，2012年以來青年教師群體生存環境的變化，取決于2012年迄今社會各個方面的整體走勢。前者不是一個自變量，而是后者的因變量。要想對前者做出一個基本的觀察和判斷，需要對后者有一個準確的把握。
其次，十多年來，包括青年教師在內的整個教師群體，在包括收入在內的許多方面，整體上不能不說有不少的提高和改善。但是，如果將物價等因素考慮在內，其目前的生活質量是否較之十多年前大幅提高，恐怕很難一概而論。尤其是，生活質量涉及個體的主觀感受，更難完全以外在的條件作為判斷的唯一標準。就此而言，禪家所謂的“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或許更能夠描繪在社會變遷的大勢中，每一個體的主觀感受是如何地可以各不相同吧。總之，大體而言，就我所接觸到的人文學科的青年教師來說，各方面壓力不斷增強，在無論好壞的諸多變化之中，似乎是較為突出的一個方面。
澎湃新聞：從預聘轉長聘的“非升即走”制度讓青年教師普遍覺得沒有安全感，他們自嘲是“困在預聘里的‘高校臨時工’”，一旦留不下來，更換工作崗位對于他們來說也意味著要付出比較大的成本。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彭國翔：首先，從“預聘”轉“長聘”的所謂“非升即走”，其實也是中國的高等教育學習西方高等教育在制度方面的一個結果。在“長聘”之前的“預聘”階段，由于存在著最后考評不通過而必須離職、重新找工作的可能，青年教師普遍感到沒有安全感，是很自然且完全可以理解的。
不過，一旦獲得了“長聘”的資格，青年教師的工作就會比社會上其他的行業（比如企業等）更為安全。因此，如果從工作安全（job security）的角度來看，“非升即走”這一機制同時也包含了更加穩定的可能性，并非只有不確定這一面。
總之，對于“非升即走”這個制度，社會上還存在一些誤會和未必深入和全面的觀察與思考。我對這個問題的確有自己的看法，不過，這也許需要專門寫一篇文章，才能較為充分地把我的看法表達出來，供大家參考。
澎湃新聞：在課題申報上，青年教師在競爭中處于弱勢地位，而大牌教授掌握資源更具話語權，這是否會形成“二八定律”，青年教師申請項目、順利晉升難上加難？
彭國翔：如果所謂“大牌教授”指的是那些在資源分配方面擁有更多權力的教授，那么，絕大部分青年教師顯然不在資源分配的權力結構之中，或至少不在其中居于主導地位。如此一來，青年教師在項目申請和職稱晉升等方面處于弱勢，就是不言自明的了。而如果說“項目”、“課題”在業績考核、職稱評定等方面又構成了評價的標準，那么，青年教師在晉升方面的困難，就是可想而知的了。
當然,有關方面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因而在政策方面也有針對性的設計。比如說，設立了像“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這樣專供青年教師申請的課題和項目。但是，如你所說，包括項目在內的各種資源分配的話語權，大都掌握在“大牌教授”那里，因此，且不論這種青年項目在支持的力度等方面在社科基金的等級序列中處在底端，對于數量龐大的青年教師隊伍來說，恐怕仍然是杯水車薪；不僅難以有效地解決青年教師獲得課題、項目的問題，無形中還在青年教師隊伍中制造了未必良性的競爭文化。
比如說，一些青年教師既有志學術，也有更強的科研能力，卻不善于或不屑于投機經營，尤其是不善于或不屑于結交甚至攀附那些掌握資源分配權力的“大牌教授”，這樣一來，他們在課題和項目申請方面，就不占優勢。相反，一些青年教師不過是把研究工作當作自己的“職業”而非“志業”，也沒有突出的科研能力，但卻擅長投機鉆營，尤其是“按需”結交和攀附那些“大牌教授”，如此一來，他們便較易獲得課題和項目。但是，后者即使項目申請書寫得天花亂墜，是否能產出高質量的研究成果，就是另一回事了。
澎湃新聞：另外，還有學者提及，小而具體的課題申報不被重視，大而宏觀的課題申報通過率更高，使得學者偏向于選擇通過率更高的課題。然而，學術界認為，越宏大的題目往往越沒有學術價值。請問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彭國翔：你所說的“越宏大的題目往往越沒有學術價值”，的確是學術界真正嚴肅學者之間的共識。事實上，對于現代學術來說，以“專題研究”、“專精之作”而非“通泛之論”作為學術研究追求的目標，在世界范圍內早已是不言而喻的學術自覺。缺乏這一學術自覺，喜歡在宏大的題目上泛泛而論，只能說是尚未步入現代學術之門。
當然，這并不是說不需要宏觀的研究，而是說宏觀的判斷需要建立在具體而堅實的研究基礎之上，才不致流于空中樓閣。打個比方，在一片森林之中穿梭往來、對森林的各處局部都能夠盡可能了如指掌之后，再步出森林之外，對森林做出整體的判斷，與那種從未進入森林內部，對森林的細部毫無了解，始終在外部對森林的整體指手畫腳，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
既然世界范圍的學界早有共識，為什么還會出現你所說的那種大而宏觀的課題申報通過率更高、小而具體的課題申報不被重視的問題呢？這就很值得大家一起來共同反省、深入思考了。
澎湃新聞：在當下申報基金項目競爭越來越激烈的形勢之下，以“項目”作為高校教師業績考評的硬性標準乃至“非升即走”考核的必要條件之一，是否需要有所調整？您認為應該如何調整？
彭國翔：這個問題，我在“‘項目’是否應該作為高校教師業績考評的標準？”（在“學人Scholar”公號5月15日發表時，題目被編輯改為“不徹底改變‘項目’作為高校教師業績考評的標準，自殺事件還會一再發生”）這篇文章中，已經明確地表明了我的看法，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看。
在此，我想強調的是，我并不是反對考核本身，恰恰相反，我歷來認為，作為一種制度，考核是很有必要的。這里的關鍵在于，考核的標準應該是什么？怎樣的考核標準才是合理的？就此而言，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文章中指出的，把“項目”作為業績考評的一項標準，完全沒有道理。而目前一系列的亂象，包括青年教師所承受的種種不必要的壓力，很大一部分正是來自于把有沒有項目作為業績考評的一個硬性指標了。這一點當然需要調整。不然的話，的確很難保證不再發生不應該發生的悲劇。
至于應該如何調整，我認為，首先要做的就是不應再將其作為業績考評的標準之一。至于是否仍然可以作為一種激勵機制而在考評系統之外存在？以及具體如何存在？學界應當充分討論、集思廣益。而更為關鍵的是，政策的制定者要能夠充分了解學術自身的運行機制，充分聽取學界人士的意見。
澎湃新聞：青年教師經歷了二十幾年寒窗苦讀，終于能在大學里爭得一席教職。然而，年過三十歲不得不面對職稱晉升、教學科研、結婚生子、賺錢養家等人生大課題，一邊擔憂“非升即走”，為了評職稱拼命發論文，另一邊還要面對不斷攀升的房價和生活的重壓，容易產生自我質疑、自我否定的虛無感。對此，您有何建議？
彭國翔：青年教師容易產生的自我質疑、自我否定的虛無感，除了你提到的那些因素，也許還另有原因。當然，具體落實到個體而言，每個人的情況多半各有不同，無法一概而論。因此，我很難提出什么“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建議，去消除所有人的虛無感。不過，我覺得需要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才能盡量避免青年教師產生虛無甚至幻滅感。
就像你提到的，那些外部環境造成的重壓，是導致青年教師容易產生虛無感的原因，既然如此，如何妥善解決外部環境的種種問題，盡可能減輕青年教師承受的壓力，恐怕是首先需要解決的當務之急。社會環境的種種問題，正如我在訪談開頭回答你的第一個問題時所說，是這十多年來國家和社會整體環境變化的結果。因此，只有國家和社會的整體環境進一步改善，才能從根本上消除或至少是減少青年教師的壓力。具體來說，把有無項目從業績考評的標準中去掉，就是減輕青年教師壓力的一個重要和必要的舉措。
另一方面，面對各種壓力，青年教師也需要培養心理和精神的自我調節能力。換言之，在面對各種壓力時如果能夠從容應對、在精神和心理方面始終保持平衡與穩定，也就不會被虛無、幻滅感裹挾甚至壓垮，甚至根本不會產生那種虛無、幻滅感了。事實上，壓力本身是一回事，如何看待和面對壓力是另一回事。只有雙管齊下，在改善外部環境的同時，培養一種從容穩定的心態，才能將那種自我懷疑、自我否定的虛無甚至幻滅感降至最低。世界上各種偉大的精神傳統，都能提供這方面的資源，中國哲學特別是儒家傳統，尤其具有一種身心修煉的智慧，可以幫助包括青年教師在內的所有人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在日益復雜多變的大千世界中保持心靈的坦蕩、恬淡和自由。因此，如果要我提供具體的建議，我覺得不妨多讀一些中西方人文學的經典，如此可以幫助大家擴充心量、提升境界，從而在日常生活中氣定神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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