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學者型作家趙曄（字長君，生卒年不詳，活動于公元1世紀晚期）所著的《吳越春秋》是一部兼寫吳、越兩國的史書，吳自太伯至夫差，越自無余至勾踐，而尤詳于尾部的勾踐與夫差之間的反復較量。這一時段人物風流，故事復雜，曲折多姿，引人入勝，名人如“臥薪嘗膽”的越王勾踐、由楚入吳的政治家軍事家伍子胥、越國足智多謀進退自如的“圣臣”范蠡等等，都是名聞遐邇的大牌明星。
《四庫全書總目》指出《吳越春秋》一書乃是“漢、晉間稗官雜記之體”，“近小說家言”；魯迅也說其內容“雖本實事，并含異聞”（《中國小說史略》第二篇《神話與傳說》），意思都是說此書中多有《左傳》、《史記》等正規史書中未嘗提到的內容，而新加入的部分大抵生動有趣，無非是“演義”即后起的傳說故事——所以這部書或被列入“雜史”，或干脆視為小說。
比較一下原有的“史”與后加的“演義”，其間的聯系和進展非常醒目。即如伍子胥在父親伍奢被無道之君楚平王殺害后，匆匆逃出國門，后又奔往吳國，其間過江的一段《史記·伍子胥列傳》記載如下:
……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豈徒百金劍邪！”不受。
而到了《吳越春秋》里就加油添醋，加進了豐富的細節，顯得生動多了：
……至江中，江中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之，適會旁有人窺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即之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矣予心憂悲，月已馳矣何不渡為？事寢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乃渡之千尋之津。子胥既渡，漁父乃見之有其饑色，乃謂曰：“子俟我此樹下，為子取餉。”漁父去后，子胥疑之，乃潛身于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盎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汝非窮士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而應……二人飲食畢，子胥乃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豈圖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為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兇兇，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于默’，何用姓字為！子為蘆中人，吾為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子胥行數步，誡漁父曰：“掩子之盎漿，無令其露！”漁父曰：“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沉于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
很明顯的，前者是只記梗概的史筆，后者則取細加描寫的小說筆法，其中多有傳奇的色彩，應出于作家的創作。
可以說，《吳越春秋》乃是后來很晚才出現的《三國志演義》等講史小說的先驅，其特色在于虛虛實實，瀟灑自如，以史實為框架，用虛構講故事。講史小說中的虛構如果水平很高，一般讀者就會把其中的異聞故事看成是歷史的真實。許多讀者相信漢末三國時代的情形就是如《三國志演義》所寫的那樣，而伍子胥逃亡途中得到俠義之士漁父的全力幫助，人們也樂于確信其事，凡此種種都是小說家的偉大勝利。
《吳越春秋》被接受的范圍，一向就是在雜史與小說之間，后來頗有歷史劇（從明朝人梁辰魚的《浣紗記》到近賢曹禺的《膽劍篇》）取材于此，更加重了這種印象，而此外似乎就沒有多少問題可談了。可是同一部書總是能有不同的讀法，可以采用不同的視角，董鐵柱先生新近推出的《“謊”：〈吳越春秋〉里的忠與謀》（中華書局2024年4月版）就對此書提出了全新的解讀，該書開宗明義劈頭提出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論點道：
吳越兩國的爭霸看似越王勾踐和吳王夫差之間的較量，實質是勾踐和伍子胥這兩位“說謊”高手之間的比拼。勾踐試圖“欺騙”夫差，獲得后者的信任；而伍子胥則看破了勾踐的偽裝，努力讓夫差了解勾踐的真面目，卻以失敗告終。可以說勾踐最終的成功離不開“說謊”、隱瞞和掩飾；而吳國的失敗則在于說真話的伍子胥無法獲得夫差的信任。“說謊”成為了吳越之間博弈的一個決定性因素。（第2-3頁）
這樣一來“說謊”就成了解讀《吳越春秋》的一條主線，話題的探討也就以“說謊”為中心來展開，吳越相爭中的重要人物以至于若干次要人物也都因此而獲得了全新的詮釋。本書之所謂“說謊”實指謀略，也可以說就是“忽悠”，而自有其特定的文化政治內涵。作者詳細闡述了“謊言”的內涵，對其類型、性質和表現提出了若干細致入微的分析，相當好看。有新意的書才能激活思想，讀出興味來，僅僅是學術綜述，念念不忘老生之常談，實不足以著書立說。
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應當實話實說，做事也要實實在在，不能虛頭巴腦的；但在古代的政治、軍事斗爭中必須講究謀略，如果一味木頭木腦，那就是愚蠢，一定失敗。戰爭乃是“詭道”，兵不厭詐，怎么打有利就怎么來，不能講什么清規戒律，如果始終講究擺出堂堂之陣，并且等待對方也擺好陣勢以后才來動手，那就是不可救藥的蠢貨，命中注定吃敗仗。政治斗爭也自有其謀略，上當受騙的失敗者乃是水平不夠的可憐蟲。
董書以“說謊”為中心來解讀《吳越春秋》，提出了許多精彩的分析，并且能夠深入到各個角落里去，即如對于伍子胥在漁父的幫助下得以渡江一段，董先生也提出了相當詳盡的分析，其結論之一是：“漁父在說出了真話，告知伍子胥自己知道他的身份后，反而引起了對方的疑慮。趙曄以此暗示讀者，即使真心想幫助一個人，說真話也不一定能取得對方的信任。”（第140頁）這真是傷心而且見道之言。董書最精彩的地方在于，這里不僅對《吳越春秋》做了許多新鮮的分析，而且就此提出了一個重大的理論見解，這就是“故事即思想”：
先秦以來的思想家們在講故事的時候都不只是為了講故事，他們講故事都是為了傳達自己的哲學思想。趙曄當然也不例外。不同的無非是在孟子、莊子、韓非子的眼里，故事更多地處于配角的地位……而在趙曄筆下，故事本身已經成為了主角。（第342頁）
既然如此，那么研究《吳越春秋》之類的古小說就增加了一個思想史的維度，而從事中國哲學也必須取材于小說等文學作品才好。
過去文學界中人常說“形象大于思想”，現在思想界中人又強調“故事即思想”——從大山兩邊挖隧道，總可以有全程打通的時候。即使是并不動手干活的圍觀者，也一定樂觀其成，因為從此以后可以不再老死不相往來或者必須很吃力地翻山越嶺來相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