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為代表的人工智能（AI）技術與應用發展如火如荼，被視為推動新一輪科技革命的風向標。各國更是將其視為未來在科技競爭乃至國際力量格局中占得一席之地的關鍵領域，紛紛加緊布局，出臺戰略，加大政策支持與資源投入力度，助力人工智能技術與應用落地。在韓國舉行“人工智能（AI）首爾峰會”的幾乎同時，歐盟理事會批準《人工智能法案》，美國商務部發布了題為“美國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愿景、使命和戰略目標”的戰略愿景文件。

鑒于人工智能的技術與社會應用特點，如技術路線的不確定性、發展方向的模糊性以及安全風險的復雜性，特別是疊加當前國際格局與地緣政治博弈加劇、技術不斷被政治化等因素，人工智能發展中的安全關切格外凸顯。這些關切有的體現為各方共識，如對技術本身可能存在的安全風險、未來人機共存可能面臨的倫理問題等，有的則更多體現為國家間分歧。后者顯然會對未來人工智能治理進程帶來兩大層面更加深層的影響。

首先，從中美來看，中美人工智能政府間對話首次會議日前舉行，受到外界廣泛高度關注。原因無他，作為當前人工智能領域當仁不讓的兩大“執牛耳者”，中美對于人工智能發展與安全的討論勢必會對人工智能技術方向、安全風險防范以及治理規則建立帶來深遠影響。在對此次對話的分析中，有觀點認為，首次會議最重要的是雙方能夠坐在一起，進行坦誠與建設性的對話本身就意義重大。但通過事后公布的此次對話內容，不少觀察者再次注意到，中美雙方在人工智能領域雖具有一定共識基礎，但各自深層安全關切顯然不同。

在人工智能領域，美國政府一直不斷向外界傳遞所謂“中國挑戰論”，并以此作為其實施競爭乃至遏制打壓的底層邏輯。早在2019年，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發布旨在“維持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領導地位”的第13859號行政令。在華盛頓眼中，能夠對其領導地位形成挑戰的是中國。近年來，美國政界學界不斷加強配合，強化有關“中國挑戰”的敘事，認為中國將全面“挑戰”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及全球范圍內的相對優勢和領導地位，并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即使是在雙方進行對話的同時，美國政府也沒有暫停行動，如積極醞釀進一步推出“增強關鍵（產品）出口海外限制的國家框架法案”，試圖對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作出修改，對一些“人工智能系統”和“對美國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特定新興和基礎技術”進行出口管制，并限制美國人與外國人合作開發此類系統和技術。正是美國的這一系列舉措又進一步引發并形成了中方的深層安全關切，認為美方的做法不僅會對中國人工智能發展帶來不利影響，更會成為影響全球人工智能共同發展與安全的不利因素。這也是為什么中美人工智能政府間對話首次會議，中方就美方在人工智能領域對華限制打壓表明嚴正立場。

其次，從中美之外的國家來看，他們也有著自身的深層安全關切。最明顯的跡象就是近期國際社會涌現的所謂“主權AI”熱潮。在人工智能技術與應用突飛猛進，尤其是美國展現出的人工智能強勢發展勁頭背景下，相關國家對未來可能面臨的“智能鴻溝”與“數字殖民”表示擔憂。認為如不能在此輪人工智能熱潮中找準方位，搭上新一輪科技革命快車，將不僅可能無法享受新科技革命紅利，發展受限，落入“智能鴻溝”，還極有可能面臨更為嚴峻的“數字殖民”困境，即人工智能技術路線、基礎設施、供應鏈乃至價值觀等全面受制于人。這種擔憂在廣大發展中國家尤甚，有專家稱，“人工智能主權應為南半球國家政策優先事項，以免遭受外國監管、制裁、供應鏈破壞等影響”。目前，發展“主權AI”的國家已不限于俄羅斯等長期遭受美國技術打壓的國家，印度、新加坡、法國、荷蘭、韓國等國也在不同場合表達“發展主權AI是國家發展戰略需要”，并以各種不同方式加緊相應布局。

這些深層安全關切充分反映出，不同國家對人工智能發展的重要認知與判斷，而認知決定行動，相關國家未來的政策立場與主要舉措也因此有跡可循。可以預見，如果華盛頓不改變所謂“中國挑戰論”，不從合作共贏的角度看待人工智能未來發展，其政策走向與措施選擇難有根本改變。同樣，如果其他國家對于“智能鴻溝”或“數字殖民”的擔憂沒有得到有效緩解，沒有對共同發展與安全建立足夠的信心與信任，其未來戰略選擇勢必會呈現更多基于安全的保守性或謹慎性選擇，哪怕代價是犧牲對技術先進性的追求。而這些進程與走向的交叉互動，將共同塑造未來人工智能發展走向、治理進程乃至力量格局。